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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国大革命爆发是经济问题,还是政治问题?

发布时间:1028天前    属于:经济问题

近日,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荣休教授威廉·多伊尔(William Doyle)的《牛津法国大革命史》中译本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,颇引人关注。由于法国大革命对现代社会政治秩序的深刻影响,因此法国大革命研究早已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。
 
那么,多伊尔教授的这本《牛津法国大革命史》有何特别之处?在众多法国大革命史著作中它又处于怎样的位置?法国大革命的最终爆发究竟是社会经济原因,还是政治文化导致?为此,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采访了本书的译者之一、浙江大学历史系的青年学者张弛。
 
法国大革命爆发是经济问题,还是政治问题?
张弛
 
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阶段及特点
 
澎湃新闻:法国大革命爆发迄今已有226年的历史,描述或解释这场革命的历史著作可谓汗牛充栋,法国大革命研究大致可分为哪几个阶段?
 
张弛:在近现代史的课题中,法国大革命可能是研究最多,讨论最多,争议也最大的一个问题。我想,这两百多年的学术史大体上可以这样来分。
 
首先是革命同时代人或者经历过革命的人写的书,包括大家熟悉的伯克的《法国革命论》(1790),斯塔尔夫人的《思考法国大革命》(1818),此书刚译成中文,还有署名为“两个自由之友”写的《革命史》(1790-1803)。值得一提的是,第一部大革命史书是在1789年4月出版,作者是军人,名叫迈松(Lescene des Maisons),不过好像没什么影响了。
 
第二个阶段是大概涵盖19世纪前75年。这部分著述可以分为两类:叙事史与解释史。叙事史的代表,如梯也尔《法国革命史》(1823-1827)、米涅的《法国革命史》(1824年)、路易·布朗的《法国革命史》(1847)、米什莱的《法国革命史》(1847-1853)。布朗的书有个特点,就是他注明了材料的出处,这个做法当时很少见。这些作者都很同情革命,至少同情革命的某个阶段,而且由于他们用过的部分材料我们现在看不到了,所以有不可取代的价值。
 
解释史的代表如托克维尔的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(1856)、泰纳的《现代法国的起源》(1875-1893)、基内的《革命》(1865)。这三位作者都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历史,而是要解释历史,分析历史。用泰纳的话说,“我的著作,如果我的精力和健康允许我完成的话,那将是一份医生的诊断书。”
 
法国大革命爆发是经济问题,还是政治问题?
托克维尔
 
第三个阶段是科学研究的奠基时期,涵盖了第三共和国到二战前这段时间。第三共和国为纪念大革命一百周年,成立了很多协会,不少后来变成研究革命的学会。奥拉尔(Alphonse Aulard,1849-1928)是这一阶段的领军人物,领导“法国大革命史学会”,整理了大量史料,出版学术刊物《法国革命》,并接任索邦大学革命史讲席一职,著有《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史》,但这本书现在基本没人提了,也一直没有再版。
 
饶勒斯是另一位重要史家,很重视经济问题,组织了一个专门出版革命经济文献档案的委员会,他写的《法国大革命的社会主义史》很有影响。饶勒斯是以哲学家和政治家的身份来研究历史,所以能注意到很多之前很少有人关注的问题。
 
马迪厄和勒费弗尔国内学界都比较熟悉了,这里不多做介绍。接替奥拉尔任索邦讲席教授的是萨涅克(Philippe Sagnac,1868-1954),著有《大革命时期的公民立法》(La législation civil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),另一本书《旧制度的终结》(La fin de l'ancien régime)收在拉维斯主编的《法国史》里,相当精彩。
 
卡隆(Pierre Caron,1875-1952)在法国国家档案馆工作,写过很多书,《九月屠杀》(Les Massacres de Septembre)是实证史学的杰出代表,也编过很多工具书,比如《大革命研究实用手册》(Manuel pratique pour l’étud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)。
 
还有拉布鲁斯(Ernest Labrousse, 1895-1988),虽属于年青一代,但他也是在这个时期成名,《旧制度末年与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危机》(La crise de l’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’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)是他的国家博士论文,1944年出版。这个阶段的主要成就是奠定了经典解释。
 
法国大革命爆发是经济问题,还是政治问题?
皮埃尔·卡隆《九月屠杀》
 
第四个阶段是从1960年代开始,多伊尔在《法国大革命起源》里介绍过,主要是对经典解释的修正,是一场在英美学者领导下并影响到法国本土的运动。科班、孚雷以及美国的凯斯·贝克是代表。修正派的成果可以看孚雷与贝克主编的《法国大革命与近代政治文化的诞生》,有四卷。不过修正派内部是有分歧的,多伊尔就反对孚雷的理论。
 
是不是还存在第五个阶段?或者说,在修正派之后,革命研究是否有新的变化?我觉得是有的,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,分析1999-2010年出版的新作。我发现,很多学者试图把政治文化和社会解释融合起来,分析更复杂、更多元的社会文化矛盾。2011年出版有论文集《从赤字到洪水滔天:法国大革命的起源》。我认为关于革命起源最好的研究是美国学者肖夫林的《美德的政治经济学:奢侈、爱国主义与法国大革命起源》,关于革命政治文化的是博鲁芒的《原则之战:人权与国民主权张力下的各届革命议会(1789年5月-1794年7月)》。
 
法国大革命爆发是经济问题,还是政治问题?
《从赤字到洪水滔天:法国大革命的起源》
 
澎湃新闻:在众多法国大革命史通史中,英国历史学家威廉·多伊尔的《牛津法国大革命史》(以下简称“《牛津史》”)有何特点?
 
张弛:首先需要说明一点,多伊尔本人的研究专长不是大革命,而是旧制度的政治史。这很明显,在革命起源研究中,他旗帜鲜明地属于修正派,但在革命研究中,他不属于任何派别,既非左派,也不是右派。所以,这本《牛津史》写得平实公允,没有一点点论战的痕迹,和孚雷的书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他甚至有要隐藏自己观点的“嫌疑”。我们知道,在起源这个问题上,他是反对社会经济论,也反对政治文化解释,但在这本书里,他好像又强调了革命前上升的资产阶级的影响,也明确说思想才是革命的动因。这些差异值得注意。
 
多伊尔在叙述的内容上也有侧重,这和他的研究取向有关。比如,他素来重视政治问题,这说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史,讲政治斗争,政治利益冲突。《牛津史》最精彩部分也在此,多伊尔把革命与反革命交织互动的过程写得很清楚。这其实是英国学者的特点。他们要比法国同行更早关注反革命问题。
 
而对政治文化,多伊尔则有些轻视。整本书几乎看不到新文化史的痕迹,革命节日、服饰等现象基本不提,也很少讨论革命在政治文化上的影响,乍一看有点像五六十年代的写作风格。可见英国学者还是比较保守的,或者说比较独立。
 
另外,这本书有些细节值得留意。我们是根据2002年修订版译出。第一版是在1989年出的。多伊尔在第一版中大量用了“精英融合论”,这套理论说的是由于社会流动与文化传播,革命前上层贵族与资产阶级(或者说有产者)已经融为一体,有共同的政治志向,说同一套启蒙话语,一道成为旧制度的“掘墓人”。
 
但是在修订版中,多伊尔似乎删掉了与此相关的内容。实际上,现在很多学者也都放弃了精英融合论,重新谈社会矛盾,但矛盾不是单一维度的,不是某个阶级针对某个阶级,而是多层次的,是弥散的。相比之下,精英融合论有点过于简单化。所以,认真读,能从中发现国际学界的动向。
 
法国大革命爆发是经济问题,还是政治问题?
威廉·多伊尔《牛津法国大革命史》中文版
 
大革命爆发是经济还是政治问题?
 
澎湃新闻:您之前翻译出版过威廉·多伊尔的《法国大革命的起源》(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9年),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起源都有哪些解释?
 
张弛:有关革命的起源解释,多伊尔在《起源》第一部分已经把1949年以后的情况介绍得很清楚了。我在这里补充一点19世纪的情况。
 
首先要强调,任何一种起源解释,不仅都带有主观的立场,而且很多解释者对此并不避嫌,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。这是因为大革命首先是个政治问题,其次才是个历史议题。写革命历史的人,也往往首先是政治家。1818年佩雷勒(A. Jubé de la Perelle)就说过:“向政府表白你政治观念的最好办法是写一部优秀的法国历史。”所以每一种解释几乎都是论战性的,不仅要和时代背景联系,也得充分考虑到论战的对象和语境。
 
19世纪的自由派史家基本上把革命看成是漫长历史阶段的一个篇章,只是各有各的侧重,斯塔尔夫人强调宪章与国民权利,米涅与梯也尔侧重代议制与政治自由,托克维尔也可以归入这个行列。从长时段的角度考察革命起源,是自由派的一大贡献。说革命是历史的必然,是不可逆转的,其实很明显是在为革命辩护。他们的第二点贡献在于,既然革命是必然的,那也就等于受到广大民众欢迎,是民心所向。1820年里夏尔在《革命概览》(Aperçu de la Révolution)说过,大革命是数以万计法国人的事业。这实际上就提出了贵族革命论。
 
保守派不这样认为,他们强调两点起因,阴谋论和偶然性。巴吕埃尔认为启蒙就是共济会的阴谋,革命就是这个阴谋的结果。泰纳是最典型的代表,他是个理想幻灭的自由派,他认为革命是那些企图推翻所有秩序和财产权、毫无教养的乌合之众的狂热造成的,而这些人受到“古典精神”的诱导,习惯从启蒙灌输的抽象和理性来思考问题。泰纳的书现在译成了中文,我觉得,这书也只有思想史意义,没有太多学术价值。
 
强调偶然性,就是认为革命是人为的,是政治造成的。比如马多勒(Madrolle)在他匿名创造的《论革命与其受害者尤其流亡者关系》中,就说革命不是来自于事物的力量,不是自然的,而是人为的,是人造成了革命。不过,有个人是例外,德罗兹(Joseph Droz)虽是自由派,却也认为革命是人为的,他花了三十年研究旧制度,认为若不是自私自利的贵族阻挠,革命是不会发生的。这个观点对20世纪的旧制度研究有很直接的影响。
 
还有第三种解释,在19世纪几乎没有受众,但在20世纪成了主流。这就是从经济关系与财产转移的角度解释革命起源。最初,也是最完整表达这个观点的是三级会议代表巴纳夫的《法国大革命引论》,他说:财富的新的分配准备着权力的一次新的分配。所以,他认为革命的原因在于两类不同的所有制之间的冲突,即土地所有制和动产所有制,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。这书直到1834年才出版,在整个19世纪没有读者,直到20世纪饶勒斯重新发现了巴纳夫,并进一步发展了这套社会经济起源解释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典解释。
 
法国大革命爆发是经济问题,还是政治问题?
1789年5月,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摆脱财政危机召开三级会议。
 
澎湃新闻:那么多伊尔的贡献在什么地方?
 
张弛:经典解释在20世纪60年代受到修正派的挑战。修正派大体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强调精英融合论,我们上面已经介绍过了,一类就是孚雷那批人,试图从政治文化角度讲革命起源。
 
这是多伊尔论战的背景,他也是修正派一员,反对经典解释,但也反对政治文化解释。他更重视经验研究,重视微观的政治事件。而且他特别留意这些事件的“意外”后果,他不认为当时人能清楚其所作所为的真正影响,事情很容易超出他的控制,会形成一个任何人无法控制的局势,也会限制下一步选择的可能性。所以,根据他的分析,革命前局势的不断恶化,舆论氛围的不断激进,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“作茧自缚”的过程。
 
比如他分析卡隆的1787年显贵议会。卡隆原本以为他能控制这个议会,对与会人员也做了选择,但局势失控了。他随后求助公共舆论,觉得自己是在为公益而改革,得民心,结果再次失算,罢官还乡。新任财政总监布里耶纳向显贵让步,公开账目,显贵相信存在着危机,也同意改革,但要求建立委员会,审核政府财政。布里耶纳同意,但路易十六无端表现得十分强硬,这让显贵更觉得财政危机是政府权力不受约束所致。他们于是宣称自己没有实权,只有交给三级会议。局势就变得更加激化,难以收场。
 
多伊尔在意这些细节,对政治失误和政治策略分析得很细,让人能清楚地把握到事情到底是怎么样一步步发展而来的,局势到底怎么一步步恶化的,引人入胜,也让人能看到社会经济论和政治文化论都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。
 
如果放在更大的学术背景下,回到事件,也是史学思潮的一部分,属于事件史(history of event)范畴。法国史家多斯(François Dosse)就出过一本《事件的复兴》。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稳定性,适合写长时段的历史。强调大革命的政治文化,其实也在强调它的持续影响。
 
实际上,政治文化史很难分析出从一个文化结构到另一个文化结构的变化,对短时段内的历史剧烈动荡把握不好。事件史的用意就是要弥补纠正这一点,对微观很重视,对事情的出其不意性也很在意。主张事件史的史家,往往会用人类学家萨林斯的理论,而不是格尔茨的阐释理论。
 
我觉得大体上可以把多伊尔的研究放在这个背景下去看。不过他不属于那些与社会科学对话的史家,既传统,也比较保守,但英国史家,至少研究法国近代史的,大多如此。
 
法国大革命爆发是经济问题,还是政治问题?
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廉•多伊尔
 
英美学者建立研究新范式
 
澎湃新闻:除了《法国大革命的起源》外,国内还翻译出版过一本多伊尔的《何谓旧制度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3年),整体上您如何理解英国学者对于法国旧制度的研究?
 
张弛:多伊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法院,是政治史的路数,很多研究旧制度的英国学者都是这样。他们重视的是政治利益关系,很精细地分析政治中的朋党关系与庇护关系。所以,他们能看到法国同行看不到的问题,提出新的研究范式。
 
因为法国人总习惯于把贵族和王权看成是“死敌”,要么力挺贵族,要么力挺王权,泾渭分明,但也把问题简单化了。比如,为什么路易十四能成功维持统治,通常认为他靠强权让贵族俯首帖耳,而文化策略把贵族“圈养”在凡尔赛。王权的发展意味着贵族权力的衰退,这个是零和过程。
 
1980年代,美国人威廉·贝克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。他就是从政治和利益的角度考虑的。他研究了朗格多克这个地方,发现在路易十四亲政后,中央政府从地方税收中,通过各种形式,返还给地方贵族的比重明显上升。换句话说,贵族现在得到的好处更多了。所以,贝克认为,路易十四成功的秘密其实是政治利益,而不是强权。
 
这是一个新的范式。法国人看到的是王权与贵族的对立,而英国人看到的是合作,是互惠互利。贝克就把这个范式称为“社会合作模式”。根据这个模式,可以看到很多新问题。比如,那些差不多大半年都住在凡尔赛的大贵族,真的是被“圈养”了?不是的,现在很多研究发现,这批贵族身边有一大批掮客,而且地方几乎每年都会派代表赶往凡尔赛,向自己的“恩主”汇报工作,而这些恩主又会动用自己在巴黎的关系,使本省的要求获批。作为回报,每年地方都会孝敬他一大笔钱。
 
这个新的范式还有一个特点,就是视角与法国人不同,英国人是从地方出发,分析制度的实际运作,而法国学者往往是从中央出发,很少考虑一部法令在地方到底是怎么执行的,所以他们把贵族与王权对立起来,实际上是很僵化的。
 
这个新的范式有多少影响?我觉得,合作模式至少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得到法国主流学界的认可,比如2000年出版的论文集《文艺复兴与大革命之间的君主制(1515-1792)》就基本采纳了合作模式的说法。
 
旧制度和大革命的学术史有个共同点,就是修正派都是国外学者,是外国学者改变了研究国家的学术传统。我想,这一点,很值得我们思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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